在民国历史长河中，有一则声名显赫的事件，即1922年6月16日发生的“炮轰总统府”事件，亦称“六一六事变”。此事件的主角，乃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历史人物。
众人仅闻其事，却鲜知其背后的复杂经过，以致于对陈炯明的印象定格于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形象。他为了个人私欲，不惜背叛敬重的老领导孙中山，甚至企图将孙中山置于死地，其行径之恶劣，令人发指。
然而，近年来关于陈炯明的舆论风向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，这导致网络上涌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，彼此间分歧甚大。
一种人物形象则被简单粗暴地贴上了“叛徒”与“军阀”的标签，成为典型的反面角色。
另一种观点则过分夸大其词，认为陈炯明极为自律，道德品质堪称完美，怀揣着崇高的救国理念并付诸实践。至于他与孙中山反目成仇的原因，显然责任全在孙中山一人。
这便是典型的“标签化思维”，非善即恶，若是正面角色，其一生便被美化得光辉灿烂；而若是反面形象，则仿佛其一生未曾做过一件好事。
这是错误的历史观。
陈炯明亦然。在那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，他本人亦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，对其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，显然并非寥寥数语所能胜任。
从故事识人物，梳理历史脉络。
壹 陈炯明其人
众多人对民国初期的一系列运动，诸如“二次革命”、“护国运动”与“护法运动”，往往难以厘清其间的区别，对于这些运动的具体目的与内容亦感困惑。
博主精心编制了一张简要表格，旨在让各位读者对民国时期的重要事件先有一个大致的认知，如此一来，在阅读本文时，大家便能更好地产生共鸣。
自1909年起，陈炯明便加盟同盟会，伴随孙中山先生一同走过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以及两次护法运动的烽火岁月，堪称每场重大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
为何突然反目？
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成仇，随之而来的“炮轰总统府”事件，震惊全国，这一幕发生在1922年的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。
为何称之为骇人听闻？单是“炮轰”二字，便让人误以为陈炯明意图置孙先生于死地。然而，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实际上被过分渲染了。陈炯明及其部下叶举，实际上并无此意。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，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逐步阐述。
陈炯明于1909年正式踏入同盟会的行列，但他的加入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念表示认同。恰恰相反，他秉持的是“联省自治”的温和革命主张，换言之，他主张能言善辩时便避免诉诸武力，避免造成民力与财力的浪费。
同盟会，这个组织我曾在之前的讨论中多次提及。实则，它更像是一家合伙企业。起初，它由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这三家主要股东共同创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类小组织和个人纷纷加入其中，各自持有不同的革命理念。即便孙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他也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，组织内部呈现出一种相互独立、不设隶属的关系。
在民国时期，众多显赫人物曾投身同盟会之列，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孙中山对这些人握有绝对控制。事实上，对孙中山持批评态度者众多，陈炯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明白了这一点，便不难把握这两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。
陈炯明，时至今日，无疑是位出类拔萃的高材生。在清政府尚未崭露头角之际，他已荣获秀才功名。然而，他深知八股文之路并无长远发展，遂毅然转投新式学堂——广东法政学堂，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。
1908年毕业之际，他即投身于广东谘议局的议员生涯，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革的提案，因此在广东地区已享有盛誉。彼时，清政府正筹备推行“预备立宪”，故在全国各地设立谘议局，作为地方民意机构，旨在让民众提前熟悉并练习参与议政和施政的技能。
1909年，陈炯明肩负广东谘议局的代表重任，赴上海出席各省谘议局的联合大会。然而，清政府对设立议院的态度消极，百般推诿，使得陈炯明深感失望。
盛怒之下，陈炯明毅然投身同盟会，自此与孙中山的革命伟业结下不解之缘，此举亦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显著转捩。
换言之，陈炯明的后来崛起，正是凭借着同盟会的助力而得以实现。
陈炯明加盟同盟会后，踊跃投身于反清运动，与胡汉民、黄兴关系密切，并亲身参与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。
1911年，武昌起义的烽火燃起，陈炯明在广东光复的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他与姚雨平、邓铿等志同道合之士携手，招募并组建了一支军队，成功光复了惠州。
革命胜利之后，胡汉民荣任广东都督之职，而陈炯明则担任副都督。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设立，胡汉民受孙中山之召，赴南京担任秘书长的职务，陈炯明则临时代理都督一职。直至1913年，陈炯明在袁世凯的任命下，正式成为广东都督。
不久之后，宋教仁遭遇刺杀事件，紧随其后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二十一条。孙中山随即发起了“二次革命”。作为同盟会的一员，陈炯明亦步亦趋，追随孙先生的步伐，宣布广东地区独立。
二次革命旋即告终，孙中山被迫流亡至日本，陈炯明亦逃至新加坡，在南洋华侨社群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崇敬。
言语之余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南洋华侨在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中慷慨解囊，捐助巨额资金与物资，这其中陈炯明的声望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
随后，陈炯明重返广东，受北洋派广东省长朱庆澜之命，担任省长亲军司令一职，掌管着20个营的强大兵力。回顾过往，正是这20个营，日后成为了粤军崛起的基石，奠定了其最初的根基。
陈炯明是粤军成立的最大功臣？
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这二十个营最终落入了国民党的掌控之下，而这一切与孙中山的关系亦不可分割。这一切的起因，还需追溯到那场“护法运动”。
贰 护法运动，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。
老袁离世之后，副总统黎元洪接过了总统的重担。然而，黎元洪既无军权亦无地盘，实际的大权则落在了总理段祺瑞手中。段祺瑞麾下有一位名叫徐树铮的干将，此人日后曾成功收复外蒙，智谋过人，才识出众，却不幸带有一种致命的缺陷——那就是他的嚣张跋扈，令人难以容忍。
在段祺瑞与徐树铮看来，黎元洪不过是一台单纯的签字工具：交给你文件，只需盖章即可，何必多问？
黎元洪自然无法忍受此等羞辱，加之双方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存在分歧，遂引发了所谓的“府院之争”——即总统府的黎元洪与国务院的段祺瑞之间的激烈争执。
此刻，一位人物向黎元洪伸出了友好的援手，批评段祺瑞的欺人行为，并表示愿意率军进京支持他。这位人物正是引发“张勋复辟”的张勋。
黎元洪久受欺凌，终于抓住这根救命稻草，不顾其本质为何，便以总统身份撤销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及陆军总长职位。
段祺瑞遂离京返津，而张勋则率领着六千辫子军步入北京城内。
疑问随之产生。段祺瑞，继袁世凯之后成为北洋系的领军人物，掌握着强大的军力，却为何如此轻易地退位，甚至允许张勋进入北京？这显然与常理不符。
这实则是一出徐树铮精心设计的连环计。他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，巧妙地将张勋引诱至北京发动复辟，随后段祺瑞挺身而出，成功化解危机。此举不仅一举击败了政敌黎元洪，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段祺瑞的声望，堪称完美至极。
局势的发展果然如此。张勋进驻北京后，立刻着手复辟活动，黎元洪这才恍然大悟，悔恨不已，只能含泪携带着总统大印逃至日本使馆寻求庇护。黎元洪深知自己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，身为总统，他毅然以公私身份致电段祺瑞，恢复其总理职位，并指令他迅速组织军队，对张勋进行讨伐。
段祺瑞早已对此事翘首以盼，未加思索便迅速组建了“讨逆军”进逼北京，轻而易举地瓦解了辫子军的抵抗，“三度促成共和”，一时之间声名显赫，无人能及。
此刻，黎元洪已透彻认识形势，意识到自己手中无兵无地盘，继续担任空有虚名的总统只会继续忍受屈辱。因此，他向冯国璋发出邀请，请他接任总统之位。冯国璋与段祺瑞素来不和，对此消息喜出望外：同为北洋三杰，为何段祺瑞总能独揽大权？现在轮到我冯某人展现一番了。
1917年8月1日，冯国璋正式宣誓就任代理总统之职，再度与旧友段祺瑞携手共事。
段祺瑞与冯国璋联手商议后，均觉国会束缚过多，既然张勋复辟时已解散国会、废止《临时约法》，那便顺水推舟，不予恢复。
这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首当其冲表示反对的，正是那位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。
此刻的孙中山正身处广州。早在七月，他便乘坐军舰抵达此处，其目的在于借助西南军阀的势力，特别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力量，组建讨逆军以进京平定张勋之乱。
未曾料想，张勋的辫子军实力竟如此薄弱，孙中山尚未抵达广州，段祺瑞便已将张勋的势力尽数清除。
孙中山骤然失去斗争目标，心情倍感沉寂。然而转瞬之间，他重燃斗志：段祺瑞与冯国璋所主导的北洋政府竟无视恢复国会与《临时约法》的义务！如此政府何谈合法性？唯有抗争，方能坚持正义！
孙中山提议唐继尧与陆荣廷，是否召集因下岗而离开的国会代表齐聚广州，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府，并携手维护法治？
唐陆二人闻言，兴趣盎然。他们并非对维护国会与临时约法抱有热情，实则对追求独立运动充满向往。有孙中山这样极具号召力的领袖作为旗帜，名正言顺地推进独立事业，实乃美事一桩。
然而，与会议员总数不过百余人，与法定人数的八百多人相比，相去甚远。但这并未难倒孙先生，他提出，当前正处于特殊时期，应当采取特殊措施，迅速处理。我国的国会被称为“非常国会”，政府亦称为“非常政府”。
1917年9月10日，广州见证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诞生，孙中山荣膺“海陆军大元帅”之职，而唐继尧与陆荣廷则分别被任命为“海陆军元帅”。
然而，这两位却并未领受这份好意，坚决拒绝接受任命。原因亦非难以理解：虽可借用你的名号作为招牌，但要将我们置于你的管理之下，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
政府已然成立，然而孙中山所倡导的北伐事业却面临无兵可征的困境。孙中山洞察至此，深知那些军阀无力可依，遂决意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。
他瞄准了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部队，这正是省长亲自指挥的20个营的精锐之师。
此时，广东的局势显得尤为错综复杂。其中，桂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，其督军由陈炳焜担任，而省长朱庆澜则归属北洋阵营。此外，滇军也派遣了两个师加入战局，由李烈钧指挥。
朱庆澜最终遭受桂系排挤，被迫离职之际，他将省长的亲军交付给了时任司令的陈炯明，嘱托他将该部队伍并入程璧光的海军陆战队，以防止其落入桂系掌控之中。
然则，力不从心，最终这20营还是在陈炳焜以督军身份接管之下。换言之，至此，这支军队已被桂系所攫取，陈炯明唯有徒唤奈何。
不过转机来了。
此刻的北洋政府已分裂为段祺瑞的皖系、冯国璋的直系、张作霖的奉系，内部矛盾激化。段祺瑞力主“武力统一”，而冯国璋倡导“和平统一”。随之，皖系与奉系结盟，直系则与西南军阀（桂系、滇系）联合，双方展开激烈的口舌之争。
段祺瑞终获胜利，北洋政府挥师湖南与四川，意图一统南方江山。
起初对孙中山的“北伐”呼吁充耳不闻的陆荣廷与唐继尧，眼见北洋军势如破竹，已深入湖南与四川，便迅速转变态度，变得积极主动。桂系迅速组建“护国联军”挺进湖南，滇系则成立“靖国联军”奔赴四川。
道理简明易懂，湖南乃西南之天然屏障，一旦失守，紧随其后的便是两广及云贵之地，这不禁让两位大军头感到心急如焚。
原本，陆荣廷寄望于直系势力中的冯国璋能够制约段祺瑞的武力进逼。然而，冯国璋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陆荣廷遂转而深思，认为结识更多的盟友便等于拓宽了多条路径，于是便转向与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展开友好互动。
有人不禁要问，孙中山究竟有何能耐？陆荣廷为何对他表示友好？原来，孙中山掌握着一支对他忠心耿耿的武装力量——海军。
彼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，早年便投身兴中会，与孙中山先生交情匪浅，堪称旧识。
程璧光曾执掌广东水师广甲舰的帮带职务，那时舰上有一位负责设备修理与维护的管轮，名叫黎元洪。黎元洪日后晋升为大总统，便力邀昔日领导程璧光担任海军总长的要职。
由此关系可知，在“府院之争”爆发之际，程璧光坚定地站在了黎元洪一方。
此后，孙中山觅得程璧光，提议共同南征以捍卫法统，并表示军费由他承担。程璧光心知既可获利，又因本就倾向于支持黎元洪、反对段祺瑞，便毅然与孙中山携手同行。
言归正传，面对局势所迫，陆荣廷决意与军政府建立良好关系，携手抵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企图。孙中山表示，若能合作自无不可，但他首先要求归还朱庆澜所辖的二十个营，待我安排陈炯明率部前往福建，开辟第二战场。
陆荣廷心念及此，深知不能独占所有好处，遂将20个营、约5000人的军队转交给了孙中山。孙中山以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身份，任命陈炯明为“援闽粤军”的总司令，命其前往福建开辟一块根据地。
行文至此，我们大体已明了粤军的渊源。陈炯明虽曾执掌过这支被称作“省长亲军”的部队，然而该部队的实际归属却归属于省长朱庆澜。朱庆澜离任之后，该部队便被桂系势力强行接管。
陈炯明之所以能够重新执掌这支部队，得益于孙中山从桂系手中成功夺回。
因此，陈炯明违背了孙中山的意志，令孙中山感到极度愤怒。粤军是我从桂系手中夺回的，是军政府的革命武装，岂能成为你陈炯明的个人资产？
无论如何，孙中山的北伐大计终得以付诸实施。汇集了桂系、滇系以及海军三支部队的强大北伐军，气势磅礴地开赴湖南战场。
北洋军内部各怀心思，彼此猜忌，致使军力疲软，在北伐联军的猛烈攻势下，节节败退。
此时，北洋直系涌现了一位杰出人物，便是吴佩孚，其领导者为曹锟。在吴佩孚的运筹帷幄之中，一度占据优势的南方军队，终被击溃，溃不成军，一路败退。
此刻，南北双方均萌生罢战之意。陆荣廷独与直系达成停火协议，自此，南北双方正式停战。
孙中山的护法事业就此结束。
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孙中山颇感不悦，心想他除了名声之外并无实绩，却总想指挥我们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
此事远未结束，陆荣廷收买了那群见利忘义的议员群体。在1918年5月4日召开的“非常国会”会议上，他们通过了由陆荣廷和唐继尧主导的《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》，废除了大元帅这一职位，并选举出七位总裁，共同执掌军政府大权。
经过改组，军政府实际上沦为陆荣廷与唐继尧的统治领域。
孙中山深感这等屈辱难以忍受，他愤怒地宣称：“这等羞辱，实在令人无法容忍！我决定辞去一切职务，不再担任任何职位！”
在愤然吐出“我国之巨患，莫过于武人争权夺利，南北犹如一丘之貉”的犀利之言后，1918年5月21日，孙中山毅然从广东启程，重返上海。
标志着护法运动首次失败。
叁 孙陈矛盾
陈炯明作为“援闽粤军”的总司令，近期正忙于在闽南地区对军队进行整训。
1918年五月，孙中山在陆荣廷的挤压下，逐渐领悟到仅凭个人魅力无法依靠这些军阀，于是下定决心，命令陈炯明率领粤军挥师福建，一举攻下二十余座县城，并在漳州设立总部。这一区域被命名为“闽南护法区”。
在陈炯明、邓铿等人的不懈努力下，历经两年时光，粤军在闽南地区完成了整编与扩军，至1920年初，其兵力已从最初的五千锐增至两万余人。
至此，关于粤军的脉络已大致清晰。孙中山先生奠定了粤军的根基，而陈炯明则将其培育壮大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问题，两人均认为这支军队的成就应归功于己。
近两年来，北洋政府的局势同样动荡不安。1919年初，我国以一战胜利国的姿态出席了巴黎和会，然而，结果众所周知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交给了日本，这一行径直接点燃了“五四运动”的火焰。
随着皖系、直系、奉系之间的纷争日益加剧，冯国璋被迫离任，而资历深厚的徐世昌则再次被推选上台。北洋政府内部的权力在各个派系之间辗转腾挪，然而无论谁掌权，国会和临时约法皆沦为虚设之物。
孙中山在上海的这两年都在做什么呢？一方面，他致力于推翻和重建政党，将中华革命党进行了改组。中国国民党（在宋教仁之前，那支被称为国民党的势力）；另一方面，粤军正忙于筹集资金以推动闽南地区的发展，为此，他们特意派遣张静江与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一家股票交易所。在这家交易所中，有一位经纪人同时也是小股东，他便是日后在民国时期熠熠生辉的蒋委员长。
此时北洋政府已陷入一片混乱，孙中山便向陈炯明发出号召：切勿囿于闽南一隅，应放宽视野，首先挥师返回广东，将桂系势力击溃，以此为据点，再继续推进北伐“护法”事业。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！
陈炯明竟对这番议论置若罔闻。仅凭这区区两万人进行北伐？单是能否征服广东尚且未知，即便成功，以广东一省之财力，又如何能够负担起整个北伐的巨额开销？
孙中山曾言：“你这等胆怯之辈，想我昔日即便只有几十人、数百人，亦敢发动起义，你如今拥有两万之众，又何惧之有？”
陈炯明嘴角微扬，却一言不发。孙中山面对陈炯明的违抗命令，怒火中烧，却也只能无奈地生气。毕竟，他对这支粤军并无实际的控制权。
不日，陈炯明的立场发生了转变。其背后的原因并非繁复，只因桂系正筹备对闽南地区的粤军发难。
1920年7月，北洋内部矛盾激化至极点，直皖战争随之爆发。桂系与直系关系暧昧，而孙中山亦与皖系及奉系密谋构建一个“三角联盟”。当时福建都督李厚基属皖系势力，而闽南地区则控制在孙中山的手中。因此，攻取福建不仅是对皖系的直接打击，同时也是对孙中山势力的削弱，更重要的是，此举还能显著扩张地盘。作为直系的盟友，桂系对此自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
陈炯明意识到再不做决定已无退路，于是索性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。1920年8月中旬，他任命叶举、邓铿、许崇智分别担任三路大军的主帅，率领部队向广东发起猛攻。
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早已失去民心，加之粤军归乡心切，战斗力激增，桂系军队节节败退，最终不得不退出广东。
1920年10月28日，粤军踏入广州城，此举亦象征着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声明终结。此事件，即被后人称为第一次粤桂战争。
随着广东的胜利在望，孙中山心情大悦，挥毫签署任命状，正式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，并授予其粤军总司令的职务。
事实上，此次任命显得颇为尴尬，尤其是陈炯明本人也觉得颇为不妥。既然孙中山早已辞去军政府职务，那么他又以何种身份对陈炯明进行此番任命呢？
陈炯明感慨万分，粤军是我辛勤耕耘的成果，广东则是我用鲜血拼搏的疆土，而你孙某不过是出了些许资金，如今看来，粤军和广东似乎都成了你的囊中之物？这岂不是坐享其成吗？
孙中山持有不同见解。在宣布对陈炯明的任命之后，他紧接着于11月28日抵达了广州。
抵达广州后，首要之务便是向陈炯明表达，我军已整装待发，根据地亦已稳固，此刻正是我们展开北伐、推翻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最佳时机。
陈炯明断然拒绝。
陈炯明诚恳地劝说道：“老大，你我之间在理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。你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华，而我并无如此宏大的抱负，我所追求的不过是‘联省自治’，以确保境内安宁。再者，以广东现有的人力物力，实在是难以支撑起你那统一全国的战争。”
孙中山素来刚毅果断，听闻陈炯明反对北伐，立刻情绪激动。这粤军是我费尽心思从桂系手中为你争取而来，你如此态度，难道是将粤军视为你个人的私有财产？你以为有了军队和地盘，我就无法制衡你了吗？且看我为你施展一记重拳！
1921年春末夏初，孙中山先生召集了党内坚定支持者以及诸多赋闲在家的国会议员，果断撤销了军政府，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的政府机构，亦命名为“中华民国政府”。在此过程中，孙先生再次荣膺大总统之职。
对外声明，北京那件为赝品，而广州这件方为正品。
然而，这位总统的合法性仅限于国民党内部，外界无人认可。无论是北方的各省，还是列强国家，甚至包括南方的湖南等省份，均未予以承认。
陈炯明固然内心有所踌躇，却难以直言，只能以模棱两可的语气婉拒了孙中山再度授予的官职——陆军部长与内政部长。他言辞闪烁地表示，自己怎能一人身兼粤军总司令、广东省长、陆军部长、内政部长等多重职务？毕竟，他并无如此之大的能力承担。
孙中山曾言，即便你不愿接受官职，日常的劳作依旧不可推卸。桂系虽已被驱逐回广西，却难保未来不会卷土重来，反攻广东。斩草不除根，后患将无穷无尽。陈炯明，你应率领粤军前往广西，彻底清除陆荣廷的势力！
陈炯明对此事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，因为他深知打击桂系势力即是在捍卫广东的利益，同时也能显著增强自己的实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光，旧桂系便土崩瓦解，陆荣廷不得不逃往越南。
这正是第二次粤桂战争的战火，广西自此沦为了广州民国政府的势力版图。在那时，桂系内有三位青年洞察时局，毅然投身广州政府的怀抱，由此崭露头角，日后更是叱咤风云，成为新桂系的中流砥柱。这三位青年分别是李宗仁、白崇禧与黄绍竑。
谈及此，不难理解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中何以包含了桂系第七军。毕竟，他们早在革命初期便早早地加入了革命的阵营。
肆 炮轰总统府
在成功夺取两广之后，孙中山深感历经艰辛终于迎来转机，不仅拥有了稳固的领土和实力雄厚的军队，而且与皖系、奉系达成了“三角联盟”，此时若不趁势一举消灭直系，实现中国的武力统一，实属时机难逢。
陈少校，今委以重任于你，担当北伐军总司令之职，执金戈，驰骋铁马，率师北上，共赴国难！
然而，陈炯明再次予以拒绝。此刻，他对北伐、武力统一之事，早已不再仅仅是缺乏兴趣，而是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。
他正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广其政治理念，并积极实施一系列新政策，诸如禁绝毒品与赌博，推行公立免费教育，甚至不惜邀请陈独秀前来主持教育工作。作为中共的创始人，陈独秀因此事未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。
孙老先生志在北方征战，意图建立赫赫战功，名垂青史。然而，一旦战鼓擂响，军费开支如黄金般巨额，这不最终还是由广东的百姓来负担吗？他们为何要承受这份重担？
“大哥，咱们先把两广治理得井井有条，让百姓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。之后，再与其他省份携手推进‘联省自治’，效仿美国的联邦制，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。何必再耗费人力物力，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呢？”
孙中山瞪着你说，你这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，你以为没有你，我还能完成北伐吗？
事实上，孙中山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。彼时，粤军的编制分为两军，第一军由陈炯明兼任军长，第二军则由许崇智担任军长。
许崇智对孙中山表示了坚定的支持，而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邓铿，则是一位忠实的孙中山追随者。此外，还有一股力量对孙中山忠诚不渝，那就是由李烈钧率领的滇军。
1922年3月15日，孙中山于广西桂林庄严誓师，发动北伐。李烈钧被任命为北伐总司令，许崇智则担任北伐总指挥，标志着北伐行动的正式展开。然而，双方并未与陈炯明彻底决裂，而是赋予他守卫两广这一战略要地的重任。
原本，北伐军的战略意图是经由湖南之地，向北挺进，然而，湖南的赵恒锡却出人意料地予以了拒绝。这位赵恒锡，堪称“联省自治”的倡导者，在湖南大力推行各项改革。他的拒绝显得颇为礼貌，声称湖南保持中立立场，既不愿触怒南方的政府，亦不愿得罪北方的北洋政府，恳请谅解，并建议寻找其他路径前行。
无奈之下，毕竟不能在未与北军交战之前，先与南方同袍兵戈相向。于是，北伐军只得转向江西，意图借此通道继续北上。
行至江西途中，广州发生了一桩重大事件。1922年3月21日，粤军领袖邓铿不幸遭遇刺杀，两天后不幸离世。
这又是一起笼罩在民国时期迷雾中的悬案。关于邓铿被刺杀的真相，至今仍无确凿定论。普遍流传的观点认为，刺杀行动是由陈炯明指使的，其依据在于邓铿作为孙中山北伐事业的支持者，成为了陈炯明推行自治政策的障碍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行刺者可能是孙中山一方的人马（孙中山本人或许并不知情），理由是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邓铿与陈炯明关系匪浅，而刺杀邓铿的目的在于削弱陈炯明的势力。
无论幕后操盘者是谁，邓铿作为调和孙陈矛盾的中间人不幸离世，其后果严重，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。
孙中山至少认为是陈炯明所为。邓铿在后方为我筹集北伐军资金，损害了哪方的利益不言而喻，除了陈炯明，还会有谁呢？
在邓铿对后方军费筹措的支援中断后，北伐事业举步维艰。孙中山怒不可遏，向陈炯明发出急电，明确提出两项严令：一是即刻率军投入北伐战场，二是立即筹措军费达五百万元。若能胜任，便全力以赴；若无力承担，即刻滚出！
陈炯明毅然决然地表示：“我选择离开。”自他提出辞职以来，孙中山于4月21日下令撤销了陈炯明担任的内务总长、广东省长及广东总司令等职，仅保留了陆军总长的头衔，然而此职位亦为有名无实。自此，海陆两军的指挥权直接归属于大元帅。
显而易见，双方即将摊牌。陈炯明固然不是轻易妥协之辈，他在宣布遵从既定安排，返回故乡惠州的同时，亦密谋让广西的叶举率军回师广州，意图与孙中山展开对抗。
陈炯明命叶举率军返回粤地，此一决策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：新桂系的李白、黄两位人物趁机崭露头角，声名鹊起。
此刻，众人皆意识到陈炯明在后方将成为一大隐患，国民党内部亦涌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一方主张先返回广州，解决“陈家军”的问题，然后再推进北伐，秉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原则，蒋介石便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；而另一方则建议暂时安抚陈炯明，北伐军继续绕过江西，继续北上。
孙中山采纳了第二种方案，而蒋介石因一时之气，再度拂袖而去。
然而，局势的发展已不再受孙中山意志的左右。叶举在广州发动了叛乱。
1922年5月18日，叶举率领部队攻入广州城，随即联名向孙中山先生发出电报，恳请恢复陈炯明原有的职务。
面对叶举的行为，陈炯明自然是坚决否认自己有所指使。孙中山无奈之下，只得先行返回广州，平息叛乱之火，于是率领警卫团返回广州。实则孙中山此举略显轻率，他自信于自己的崇高威望，认为无需动用大军，凭借三言两语便足以摆平叶举。
此警卫团的三位营长，在民国历史的舞台上均留下了璀璨的足迹。首营营长薛岳，次营营长叶挺，末营营长张发奎，三人各领风骚，成就斐然。
在孙中山返回广州之际，他首先恢复了陈炯明在广东的总司令职位，此举意图显然，既恢复了职务，便宜见好就收，促使叶举撤军？
陈炯明与叶举避而不见孙中山，此行径令孙中山气愤至极。既然我已给了你面子，你为何还敢不给我面子？那被誉为“大炮”的嘴似乎再次失控。
6月12日，孙中山主持了一场记者发布会。在会上，他首先详尽地说明了北伐的宗旨，紧接着话题转向，对陈炯明反对北伐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。他的情绪越发激昂，指出陈家军已被调遣至广州城外三十里之处。若对方依旧固执己见，那么，他孙文岂不成了被人戏称的“孙大炮”？此次，他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大炮，将陈家军彻底摧毁。
究竟是孙中山的警告震慑了陈炯明，抑或是陈炯明早已怀有背叛之心，但无疑，自那场记者会之后，陈炯明便下定决心，要彻底撕破脸皮。
6月13日，陈炯明部队在广州市白云山区宣布实施戒严措施。
6月14日，陈家军的将领们齐聚叶举的指挥总部，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军事会议。
6月15日，廖仲恺在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途中，于石龙不幸遭遇扣留。
形势如山雨将临。
期间亦有一重要事件发生。五月间，孙中山发表一宣言，向徐世昌施压，声称若其退位，他亦将一同辞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在直系势力的排挤下，徐世昌于六月二日宣布辞职。翌日，蔡元培、胡适等两百余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孙中山与广州国会，呼吁孙中山履行承诺，随徐世昌一同退位，以促成南北和平。
孙文对此选择了置之不理。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，北伐战事已是势在必行，若此时他选择退隐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之前的努力和成果？
此事对孙中山的声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众多人士开始怀疑孙文言而无信，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。这其中，自然包括了陈炯明、叶举等人的观点。
重返广州之际，众多人士力劝孙中山，陈炯明谋反的迹象已是显而易见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总统先生应先行撤离总统府，暂避一时。然而，孙中山坚信尽管与陈炯明政见相左，但并不相信他会胆敢公然叛逆。再者，若因恐惧而选择逃避，那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尊严？
6月16日，总统府突然接到一通匿名来电，声称叶举所部粤军将于今夜采取行动，紧急呼吁孙总统火速抵达总统府。孙中山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认为这可能是某种挑拨离间，亦或是陈炯明一派有意进行威胁，企图将他驱逐。无论如何，他坚决拒绝离开。
深夜时分，叶举率领粤军发起对总统府的围攻。在此情形下，孙中山在警卫团队的严密守护下，方得以撤离总统府，转而登上“永丰舰”。
孙中山离任之际，总统府的守卫部队仍坚决抵抗，粤军随后开炮三响，以此作为示警。这一事件也衍生出了“炮轰总统府”的说法。
伍 写在最后
总结而言，这便是“炮轰总统府”事件的始末经过。按照惯例，让我们来剖析其中的关键点。
首当其冲的是，陈炯明反叛是否意图将孙中山置于绝境？
陈炯明断然不会同意孙中山发起的北伐。若应允，将严重背弃其政治信仰，他根本无意让所辖的广州负担起北伐所需的庞大军费与人力物资。
然而，若他不从孙中山之命，孙中山便将罢免他的职务，甚至不惜将陈家军彻底剿灭。对于这位军阀而言，地盘与军队乃其赖以生存的根本，他绝不愿就此放手。
换言之，他们之间的争执已演变为关乎生存的冲突，根本无法得到化解。
这疑问浮现，陈炯明是否意图对孙中山的生命构成威胁？
显然，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。显而易见，凭借孙中山警卫团那区区数人，绝不可能在叶举指挥的2万粤军中成功逃脱。
显而易见，无论是陈炯明抑或叶举，均无意对孙中山造成伤害。他们的意图清晰明了，旨在迫使孙中山退出广东。
所谓的“炮轰总统府”一事，实则不过是发射三枚土炮以威慑守卫总统府的士兵，迫使他们迅速投降，而这一切发生之时，孙中山先生早已离开总统府。
昔日的香港报刊以及英美外交使节的报告中均有所记载，然而，其中并无炮击总统府的描述。实际上，仅提及孙中山离任之后，粤军为迫令总统府守军降服，曾开炮三响以示警告。
陈炯明之所以反对孙中山，显然已到了不得不反的地步。
之所以随后对该事件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描述，其理并不深奥。国民党将孙的地位拔得极高，凡是对他持有异议者，在国民党的眼中自然就沦为卑劣之徒。
如何定义陈炯明？
既不宜将他定性为乱臣贼子，亦不宜将其视为完美无缺的完人。客观公正地而言，陈炯明，一位兼具军阀特质的政治人物。在此，"军阀"充当定语，而"政治家"则是该句的主语。
他必须首先确立自己的军阀身份，方能确保其政治理念得以贯彻执行。因此，陈炯明对军队与地盘的掌控极为重视。
他与民国军阀迥异。
就陈炯明的个人品德而言，他在民国时期的自律堪称佼佼者。他远离女色，廉洁自律，即便在他离世之际，亦无任何财产可资丧葬。孙中山亦曾赞叹陈炯明：“陈炯明不沉溺于女色，不追求安逸，能吃苦节俭，我自愧不如。”
在政治领域，他的成就亦颇为显著。将广东视为“联省自治”的试验场，他推动全省92个县实现自治，创办了公立免费教育机构，烟赌现象不复存在，民众得以安居乐业。一时之间，广东成为全国瞩目的明星省份。
然而，审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，他只能将广东打造为“模范省”，而他推出的各项新政策，实难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。因此，他憧憬的“联省自治”理想，亦难以成为现实。
显而易见，若缺乏一个统一中央政府的领导，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的困境。
若陈炯明所倡导的“联省自治”得以实现，各省得以自主决策，面对日本侵华，我国将如何应对？难道仅凭各自为政的各路地方军政势力就能抵挡？
因此，从个体层面考量，他或许算得上是一位良善之辈。然而，从国家立场出发，他却是一位缺乏全局视野的政治人物。在这方面，他相较于孙中山，乃至段祺瑞、吴佩孚，都存在显著的差距。
陈炯明结局交代。
1923年，孙中山成功收编了桂系与滇系的小型军阀势力，并联合手头上的粤军，组成了东西两路“讨贼军”，向广州发起反击。面对陈炯明的抵抗，形势不容乐观，最终导致其不得不退守惠州。此后，双方陷入了对峙僵局，彼此实力相当，无人能够撼动对方在广东的势力范围。
然而，至1925年，孙中山已获得苏联的助力，遂派遣蒋介石率领由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军队，携苏联提供的武器，进行了两次东征，最终彻底击败了陈炯明。
陈炯明在与孙中山的激烈角逐中最终败北。此后，他选择退隐香港，而后来，他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届及第二届总理。
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，日本试图拉拢陈炯明，然而这一企图遭到了陈炯明的断然拒绝，他亦退还了日本人所赠的八万元支票。
1933年，陈炯明与世长辞，享年55岁。遗憾的是，他去世后家境贫寒，无力安葬。幸得社会各界及旧部同仁慷慨捐助，方能在广东惠州安葬。
历史本身就是如此真实。众多事件，诸多人物，究竟谁对谁错，谁善谁恶，往往难以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。
全文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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